古代社会的那些不良风气
更新时间：2015-11-20 11:14:04 来源：天中人文网 阅读次数： 作者：凤鸣
摘要： 近日，娱乐圈再现吸毒“二进宫”丑闻，对此，某导演说：“我曾亲见多位演员在拍摄间隙蹲墙角聚众吸大麻。艺人涉
近日，娱乐圈再现吸毒“二进宫”丑闻，对此，某导演说：“我曾亲见多位演员在拍摄间隙蹲墙角聚众吸大麻。艺人涉‘黄赌毒’，特别特别糟糕。圈子里风气不正。”
古代社会有着诸多我们今天看起来很奇怪的风潮，古人们明知有害无益，但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却成为了一种互相攀比的资本，甚至发展成为所谓的圈子文化，经久不衰。这种不良风气带给社会诸多弊端，从古至今的惨痛教训，警示我们有些所谓的“圈子”万万进不得。
吸毒为炫富，摆“毒宴”生病也要诳称“散发”
“五石散”又称“寒食散”，始作俑者是三国魏时的何晏。据魏晋时期的皇甫谧在《论五石散方》中记载：何晏最初服用五石散，并不是为了治病，而是觉得服药后神清气爽，体力转强。由于何晏是当时所谓的名人，在其渲染五石散的功效以后，对魏晋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许多文人学士也跟风而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与何晏同时而略晚的著名医家皇甫谧，他因为服五石散，深受其害，出现了风证、耳聋等痹疾，长达百日。不仅如此，他的族弟以及他所知的一些人，都因服五石散引起舌缩入喉、痈疮陷背、脊肉溃烂等疾病。
据其考证，从魏正始到唐天宝之间的五百多年中，服五石散的人可能有数百万，因此而丧生的人也可能有数十万。沉迷于五石散的人中不乏王公贵戚、名人学士，如司马丕（晋哀帝）、王羲之、王微、贺循等。其风潮也波及平民阶级中的男女僧道，甚至穷人生了病也诳称说是“散发”（五石散发作），借以掩饰贫病。可见服五石散竟然引得世风时尚为之改变。
到了近代，由鸦片引发的毒雾一直弥漫在中国的土地上，无数中国人的身体在鸦片控制之下而扭曲异化，吸食鸦片也随之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气。由于鸦片最初是在官员和士大夫等上层人士之间流行，因而抽鸦片也就成为了一种时尚和财富地位的象征，富人们竞相效仿。同治年间，北京就曾出现“其走马坐热车，不抽大烟不算阔”的谚语。
当时，来华的传教士就曾记载了诸多乱象，例如有人在挑选妻子的时候，仅仅是因为女方擅长吹烟泡，可见此时吹烟泡已经成为了像女红一样重要的手艺；在亲朋好友聚会或红白喜事上，摆上几张烟榻放上几杆烟枪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河南省的一些地方，招待陌生人的不是一杯茶，取而代之的是鸦片烟枪；在汕头，如果一个行商的商人不为顾客摆上烟枪，那他会被认为怠慢客人了。
关于吸食者的排场与豪华，杜月笙的杜家祠堂落成典礼，可谓极具代表性。1930年春，杜月笙集资50万在浦东高桥兴造杜家祠堂，次年祠堂落成，杜月笙于农历六月举行空前的典礼。蒋介石、徐世吕、段祺瑞、曹锟、吴佩乎、张宗昌等馈赠贺匾，中外来宾一万余人到浦东行贺礼，“四大名旦”、“四大坤旦”等京剧名家唱三天堂会。席棚内摆开两千桌酒席、万余客西餐；还一字排开几十张烟榻，由杜月笙的装烟手郁咏馥负责从烟馆内调来28个签子手，专门侍候客人抽大烟，三天里竟烧掉上等鸦片烟膏整整8000两。典礼共花去几百万两银元。
从魏晋兴起的五石散到近代流行的鸦片，毒品的横行不仅仅是因其具有成瘾性，也因人为追捧愈演愈烈。这种病态的攀比风气，使得多少家庭坠入恶魔的深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炼丹
“长寿”药骗走了多少帝王命
丹药，古代又称金丹，乃金液（黄金炼成）、还丹（丹砂经烧炼可循环变化）的简称。炼丹术是近代化学的起源之一，作为帝王们追逐“永生”的手段，风行千年之久。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神仙之说与神仙方术就广为流行。到了汉武帝时，一名叫李少君的方士，就曾经用“祠灶、谷道、却老方”取得武帝的欢心。“谷道”大概就是辟谷之道，“却老方”就是长生不老的方法，而“祠灶”就是早期的炼丹术。这种方术据说是使丹砂（朱砂）变成黄金，这样的黄金用作饮食器皿就会增加人的寿命，然后才能见到海中的蓬莱仙人。
汉武帝时代，淮南王刘安，《汉书》中曾记载其“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人十余万言。”从中可以看出，其炼丹规模甚大。
炼丹在汉、魏之时盛行。葛洪是炼丹的倡导者，他的炼丹秘笈是从其师郑隐处所得，渊源有自，属于正宗。但他的老师“家贫无用买药”，徒有技术而无法施展。葛洪得传之后20余年，“资无担石（形容米粟不多），无以为之，但有长叹耳”。著名如葛洪尚且无法试其牛刀，可见炼丹、服丹在当时虽是社会时尚，但因财力、物力的原因并不普及。
唐朝时，由于统治者自认为是老子后裔，所以特别推崇炼丹术。由于国力的强盛，炼丹的风潮也在此时达到了顶峰。从帝王到民间士绅，从文臣学士到武将藩部，都嗜于炼丹。
终唐一代，上自太宗，下至僖宗，无不与炼丹相关，“唐诸帝多饵丹药”。《唐书》载，“太宗服梵僧延年药而殁。”唐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皆为服丹药中毒而死。唐代宰相李泌、刘晏、卢钩，武将李抱真、安禄山、高骈、董昌都曾参与炼丹。另外，《医说》中记载：唐代朝臣杜伏威、李道古、李抱真、李千、归登、李虚中、孟简等均为服丹而死。
除去官员外，众多文人也曾加入到炼丹的行列中。白居易在晚年有诗《思旧》一首：
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
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
杜子得丹诀，终日断腥膻。
崔君夸药力，经冬不衣棉。
其中“退之”指的是韩愈，“微之”所指元稹，“杜子”说的是杜牧，“崔君”则是崔元亮。
至明清之时，依旧有皇帝死于丹药，明世宗嘉靖终日深居西苑炼丹；明光宗朱常洛命丧红丸，引发了明代三大奇案之一——“红丸案”；清世宗雍正皇帝也因炼丹、服丹慢性中毒而亡。
一场追寻“永生”的炼丹之风，绵延了千年。然而，丹药企图长生不老的根本目的却颗粒无收。不仅如此，炼丹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化学品对人的身体造成极大的损害。历史上许多人因为迷恋丹药，抛家弃子，一事无成，最终非但没有长生不老，反而早早地一命呜呼。
认爹
忍气吞声只为追名逐利
中国古代的干爹和干儿子，也大抵是爹有面子儿倒贴的格局。
有记载称，曹操的老爹曹嵩，就是这样一个主动认爹的干儿子。他本姓夏侯，却认了大太监曹腾当干爹。傍上个大太监，虽说名声差点，却因此让本是“不知所从处”的小家小户蹭进权贵行列。曹操年纪轻轻，20岁起家就做了个郎官，没多久又被提拔为洛阳北部尉。那位“大汉皇叔”刘备靠实打实的军功起家，第一个行政职务也不过是安喜县尉而已。
此后历朝历代，这种“主动认爹的干儿子”史不绝书。
南朝时，梁朝大将夏侯夔有个儿子夏侯譒，为巴结叛将侯景，就把“夏侯”的“夏”去掉，自称“侯譒”，做了侯景的干儿子。
稍晚一些，北朝权臣和士开有许多干儿子。有一次和士开得了怪病，医生说要喝大粪汁才能痊愈，和士开喝不下去，某个干儿子就身先士卒一饮而尽，感动得干爹豪气干云，拿过大粪汁痛饮一番，据说怪病就此好了，这个干儿子自然大有好处。
明末大太监魏忠贤，干儿子更不计其数，号称“五虎、五狗、十孩儿、四十孙”，许多都是现任官员、将领，有些原本官职低微，像李蕃和李鲁生，原先才当过县令，“认爹”后平步青云，被提拔做了御史和给事中；有些原本官职就不低，像“五狗”之一的周应秋进士出身，“认爹”前就是工部侍郎，而拐弯想“认爹”还没贴成的顾秉谦，则是货真价实的阁老，他们“认爹”，则是希望沾上“干爹”的霸气，好“更上一层楼”，至少在和同僚倾轧时能占上风。这些人“认爹”后充当魏忠贤爪牙，活动能量极大，把明朝搞得乌烟瘴气。
“认爹”的牺牲很大，常常被人瞧不起，就算当面不说，背后也没什么好话的。要知道中国是宗族社会，干儿子、赘婿之类地位很低。汉武帝要远征大宛，缺乏兵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从干儿子、赘婿和刑事犯中拉壮丁，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一旦“干儿子”成了气候，往往会悄悄抹去这道难堪的痕迹，比如做过石敬瑭大将的后汉高祖刘知远，在起兵之初也曾被契丹世宗耶律阮认作干儿子，甚至有文字作证，但他即位后不久便“毁尸灭迹”，不承认有这段往事。
古代官场盛行的“认爹”潮使得官场更加乌烟瘴气。官场以拜认干爹来分“帮派”，那些“认爹”官员的目的无非也就是为自己寻找一把“保护伞”，从而放肆捞钱或是增加官场晋升的政治资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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