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和学问是两回事

因为思想自由，所以有可能产生好的学术成果，但思想不自由，照样也可以出成果。学问好不等于学术成就高，有学有术固然好，无学有术也不错。在“海上博雅讲坛”第58期，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分享了他对于学术的看法。

此前，他在《被高估的民国学术》一文中提到：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民国学术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这一言论在学界和民众中引发了争议，葛剑雄教授在讲座中也对争议做出了回应。

以下是澎湃新闻对讲座内容的摘录：

到底什么是学术？前几天我在上海的报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我写的是《被高估的民国学术》，对民国的学问，我认为现在估计太高。写了以后，有好多不同意见。但是我可以说，其中90%的对我的反应是文不对题。有的人说：“你看民国思想多自由啊。”思想就是学术吗？因为思想自由，所以有可能产生好的学术成果，但思想不自由，能不能做出一些成果来？照样可以。条件好，可以做出成果，艰苦条件也许也能做。司马迁的《史记》是他最得意的时候完成的吗？不是的，所以学术和思想自由是两回事。

还有人跟我辩论说：“你们有民国那些人高洁的人品吗？”人品跟学问也是两回事。我早在20多年前就写文章置疑过人文跟学术成果的关系。有人说，文如其人。那我要问，汪精卫做了汉奸以后，他的书法是不是就不好了呢？写诗的人都承认汪精卫诗做得很好，他做了汉奸后有几首诗也做得很好。王国维以前曾经一度被否定，被认为是思想保守代表、统治阶级，现在人们反过来又赞扬他，但是不管你赞扬也好，反对也好，我认为他的学术成果不因为这些而收到影响。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学术，至少应该分两个层面，一个是“学”，即学问、学养、做学问的态度、甚至人品，当然也包括思想。但是这能不能叫“术”呢？还不叫“术”。“术”是怎样把一个人的“学”转化为客观存在，使其能够影响社会、传给后人。所以有句话讲得好——不学无术。学也没有，术也没有，这就完了。

但是，有没有不学有术的呢？有没有学而无术的呢？都有。比如有些人在某些方面学问非常好，但是因为客观或主观的原因，没有产生任何成果，那么也还不能算学术。比如陈寅恪，大家都赞扬他懂十几国语言，有的人说还不只，是20几国，那么这是他的学，不是学术。学术的话要看陈寅恪留下来的论文著作里面，有没有运用这些语言。比如他讲隋唐制度很了不得，讲得比前人都透彻，但在他的论文里我看不出他懂多种语言对他有什么帮助，不懂这些外语的人也能写这样的文章。所以我们现在讨论学问也好，学术也好，你的标准究竟是什么？陈寅恪离我们太远，我也没有资格评价他，但我从客观上讲，赞扬他懂多少语言，学了多少本领，这是学的层面。

所以历史上真正对学问贡献大的人就要像司马迁这样，哪怕条件再艰苦，也把他所有能够写的，能够做的都完成，留给后人，不然后面怎么会有“藏之名山”呢？

我们今天对《书经》（《尚书》）有比较具体的了解，而且能够把比较早的本子传承下来，应该感谢一个也许当初并不是一流的学者——伏生。他是山东人，秦始皇时代的博士，而且他是分管《尚书》的博士。秦始皇虽然烧了外面的书，但是官方的书他是不烧的，可以保留，而且有人专门去研究的，伏生就是研究这个的。所以秦朝亡了以后，他把书藏在墙壁里面，同时，他怕书会丢失，就全部背下来了。后来等战乱过去，藏在墙壁里面一部分东西找不到了，幸好他背了。终于在他90岁的时候，等到了汉朝派来的王爷来听。他口齿不清，又是山东口音，来的人是河南人，所以实际上伏生的话是由他的女儿翻译的，尽管这样，《尚书》的文本还是留下来了。虽然伏生不一定对《尚书》的研究有多少或者太大的贡献，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些，但我们知道这个本子是他流传下来的。

也许在这个阶段，秦始皇的身边学问比他高的人多的是。但他们如果都只是自娱自乐，自我欣赏，或者当时为了获得一个高名，不得已不去做这种具体的事情的话，那么这个就断了。

所以据我所知老一辈的历史学家他们觉得陈寅恪很可惜，以他的学问，应该好好写一部通史。他晚年的《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我当然承认这是很了不得的，但是他是有寄托的，如果他用这些精力做一个更加大的题目，那对我们中国的史学贡献会更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学跟术不是完全统一的，要区别开来。能够有学又有术最好，不学无术当然不好，但是无学有术也不错。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整体的学术是需要各种工作来配合的，比如有的人学是不行的，那么他就选择做资料工作，做前人的总结，培养后人。

学问跟人品当然也有关系，但是并不是人品好的人，他一定学问好，一定学术好，这也是两个概念。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讨论前人的学问，经常卷到这种无谓的争论里面呢？就是大家标准不同。我今天比较这个人或者这个阶段学问、学术怎么样，我只能看他们产生的成果，而不是简单讲人品，更不是简单讲思想。

还有一点，我们讲学术时，要跟人文区别开来。中国有一个很大的毛病，比如说我们讲文科、理科，这个划分是很不规范的，规范一点应该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人文不是科学。科学的特点是什么？它要有实证的。我说这是科学成果，那么它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它是可以重复的；第二，它是可以检验的。

那么社会科学为什么能叫科学呢？马克思讲资本论，这个是科学，社会科学。那么其实如果马克思的结论是对的，无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无论喜欢资本主义还是恨资本主义的人都没法改变，那这个就是科学了。所以我们讲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这些社会科学也应该是科学，它们是不可以随心所欲解释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汉学会，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今天钓鱼岛是该属于日本还是属于中国？这是客观的事实，对这个研究不是人文，是科学。无论你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们的鉴定应该一样的。

但人文就不同了，人文没有统一标准的。比如历史就介于科学和人文之间。历史的科学部分，比如刚才讲的钓鱼岛历史上的归属就是科学。那么人文部分，比如说我对一段历史的评价，你说你有标准，我就是不接受。你说这个统治不好，害得老百姓穷了，那有人说穷一点有什么不好？穷一点品质才高，那你拿他怎么办？这是他的观点。又比如说讲一首诗，你看了觉得是现代艺术，我看了恶心得不得了，那你怎么办？所以作为人文来讲，涉及到人本身主观标准，这个没有办法。

同样的，对人类历史上人文方面的杰出成果或者杰出的表现你可以有截然不同的评价。我们对学术的评价往往把人文的部分放在里面。有的外行人看着不错，那么在内行人看来就会说，没有新的见解，是普遍真理，这有什么好的。在1980年代，大家说一个年轻的学者对历史的贡献多大，又提了很多新的理论。有一次我和我老师坐火车出差，从上海到长春去，我对我老师说：“今天你能不能耐心的看完这本小册子，然后你告诉我，你的评价究竟怎么样？”看完我问他怎么样，他说不怎么样，我说为什么不怎么样？他说，这道理我们早知道啊，不过就用了点新的名词，就这么回事。所以你看客观的评价，那你不能用人文，你要科学，科学的评价他，那就是说他作为历史研究，表面提出来新的方法或者做出新的结论，如果只是稍微变一下，名词最后的讲法不同，也是一个成果，但不能算学术，不要把这些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