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佛缘：有人几度出家 有人明心见性
更新时间：2014-09-28 09:30:47 来源：天中人文网 阅读次数： 作者：
摘要：梁武帝：四度出家为僧开创汉地素食先河 梁武帝萧衍在位四十八年，以佛法治国、整理内政、文教，是南朝政治、文化及佛教最兴盛的时期
梁武帝：四度出家为僧开创汉地素食先河 梁武帝萧衍在位四十八年，以佛法治国、整理内政、文教，是南朝政治、文化及佛教最兴盛的时期。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出家，大臣将他赎回。梁武帝撰述的《断酒肉文》中坚誓素食，并下诏宗庙不得用荤食祭祀。中国僧众素食之风从此建立。梁武帝受菩萨戒，有“皇帝菩萨”之称。梁武帝常行普同供养，曾多次开设大规模的斋会，如无遮大会、平等大会、盂兰盆会等。。梁武帝也热心于佛教教理的研究，著作有《涅槃经》、《大品经》、《净名经》、《三慧经》等义疏百卷，其佛学造诣深厚，有以见之。
雍正皇帝：直透三关的大禅师编制禅宗语录集 雍正自幼喜读佛典，广交僧衲，深通佛理，于康熙五十年(1711)在章嘉国师指导下连续禅坐，最后大彻大悟。雍正历来被公认为中国帝王之中唯一真正亲参实悟、直透三关的大禅师。 雍正继位登基以后，于政务之暇，不惜以九五之尊，躬自升堂讲经传法，自号圆明居士，刊行了最权威的禅宗语录集——《雍正御选语录》
康熙皇帝：迎请高僧出版藏经重振佛教 康熙皇帝在位六十年，将隐于山林的高僧一一延请至京师，使明末以来衰微的佛教，重现生机。他振兴佛教，出版藏经(于康熙五年，即西元一六六六年，开版《续藏》二三七部、《又续藏》一八九部，至康熙十五年，全藏始完成)，并拨款重修普陀山普济寺、金山寺、天竺碑文等。他曾说：“能仁之量，等于好生；佛道之成，关乎民隐。将使般若之门，随方而启；仁寿之域，举世咸登。”自谦弱冠之时，研诵经史，未暇读览金经贝叶，尊崇佛教之风，油然可见。
乾隆皇帝：刻印我国部帙最大的钦定大藏经《龙藏》 乾隆皇帝对佛教最大的贡献是刻经及翻译事业的发展。干隆三年(西元一七三八年)完成了我国历代各版钦定大藏经中部帙最大的《龙藏》，共一六○○余部七千余卷，工程的浩瀚，古今少见。乾隆二十二年(西元一七五七年)作《如来大藏经总目录》；二十四年，编纂汉、满、蒙、藏四译对照的大藏全咒；其后，又以十八年的时间，即自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将汉文大藏经译成满州语，对于藏经的刻印有卓著的贡献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与帝王护持佛教，以佛法治国有关，而中国佛教也在帝王的鼎力护持下，遍撒菩提种子，开出灿烂的花朵，不仅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思想、文学、艺术、文化、社会等，更影响了现在的韩国、日本、越南等地佛教，形成北传大乘佛教系统。
顺治皇帝：个人精进参禅数度想出家未成 顺治皇帝笃信佛法，个人精进参禅，与玉琳国师的往来，在历史上传为美谈。数度想出家未成，著名的《赞僧诗》，表达了他对出世修道的欣羡。
忽必烈：把佛教定为国教大力兴建寺庙 忽必烈汗执政时期，极力扶持佛教，为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是忽必烈汗抛弃了成吉思汗关于“对各类宗教不得偏向”的遗嘱。二是信仰上接受佛教。三是政治上给佛教各种荣誉、地位和特权，使佛教成为一个享有很高地位、很大权力的特权阶层。四是经济上对佛教实行特殊优待，支付大量资金兴建寺庙，进行佛事，大力扶持发展佛教。五是制定各种法律，保护佛教的特权地位、特殊地位和利益。六是把西藏地区的政教两权，交给佛教萨迦法王管理，使这一地区的佛教成为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
宋太祖：利用最新印刷术雕刻中国第一步佛经总集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不久，便下诏诸路保护寺院；敕令用金字、银字书写佛教经文。在宋太祖保护佛教的政策下，建隆元年这一年便剃度僧尼8000人。接着，宋太祖又派行勒等157人前往印度，求取佛法，大力弘扬佛教。 宋太祖利用最新技术，派内官张从信在益州主持雕刻大藏经，这次刻经，前后费时12年。最初刻制佛经5000多卷，后来又增刻1000多卷，共达13万块雕板。这部佛经因刻于宋开宝年间，所以被称为“开宝藏”。又因刻于四川，故又称“蜀版大藏”。这是我国第一部佛教总集，也是当时最全的一部佛教丛书。
武则天：曾亲自跪迎高僧义净大师建造龙门石窟 武则天信仰佛教，精通义理，承继太宗、高宗时的护佛事业，使得唐朝尊崇佛教的热潮如日中天，功德难量。她自己也曾被安排到感业寺出家。 武则天是个虔诚的佛弟子，武则天即位后，即下令奉佛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她以五戒教育世人，并以佛法治国。义净从天竺返国时，带回近四百部的梵本经、律、论及佛舍利三百粒。武后亲自到东门外跪迎。武后深具才华，文笔流畅，尤其她所写的“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千百年来，为佛子所赞颂不绝。 武后曾“助脂粉钱二万贯”，开凿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佛，并主持开光仪式。
隋文帝：由尼师抚养长大喜欢寺院里的钟声 隋文帝在冯翊(陕西大荔县)出生，由般若寺智仙尼师抚养长大。七岁时，尼师告诉他：“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十三岁时，才回到父母家。隋文帝性喜简朴，喜欢寺院里的钟声，偏好豆类制品，曾自言：“可能前世为一修道人。”文帝登位后，尼师已圆寂，不仅在群臣前屡次提及尼师的德行，并且亲自作传纪念，对尼师孺慕之情油然可见。 文帝在位期间建造寺院共三千七百九十二所，抄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整理经典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石像大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尊，修复旧像一百五十万八千九百四十尊，对佛教事业的护持不遗余力。
隋炀帝：智顗大师亲授菩萨戒广建佛教道场 隋炀帝是文帝的次子，笃信佛教，为扬州晋王时，曾延请天台智顗大师到扬州，智顗大师为他授菩萨戒，法号“总持菩萨”，他也敬赠“智者大师”名号，相惜之情，传为历史上一段佳话。 隋炀帝即位前，对佛教护持已相当热心。他曾创建二所道观及慧日、法云二佛寺。其中，慧日道场会集了当时江南佛教界高僧，并且迎请三论宗嘉祥寺的吉藏大师入寺住持，是为江南一大盛事。另外，他也在长安建日严寺，高僧彦琮、智脱、法澄、法论、智炬等，皆曾住此大振法雷，讲学之盛，冠于当世。大业三年(西元六○七年)，以佛法治国的日本圣德太子派遣学者、僧侣来华留学，隋炀帝特别启用洛阳鸿胪寺四方馆，聘请高僧负责留学僧的教育工作，举办讲座、法会，从事经典的校勘等。
唐太宗：深入经藏与玄奘大师相见恨晚 唐太宗太宗护持佛教，崇敬三宝，历代罕见。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回国后，太宗对他的精神敬佩不已，几次劝请大师还俗辅政，但都为其所婉拒。后来，太宗为玄奘大师建弘法寺，寺内设置翻经院，一切的经费由国家供给，成就玄奘大师的译经事业。 唐太宗本身也深入经藏，曾研读《菩萨藏经》，致力于菩萨道的实践；并亲赐《瑜伽师地论》序，刻于石碑，即闻名至今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文”。太宗于驾崩前，专注于佛法研讨，不仅感动于佛法的妙理，甚至表示与玄奘大师相见恨晚，未能好好弘传佛法。
唐宣宗：一度出家为僧曾与黄檗禅师机锋 在位虽仅十三年，但他精勤治道，惠民爱物的精神，堪称明君，尤其从谏如流的精神，足以媲美唐太宗，所以赢得“小太宗”的美名。为了逃避唐武宗的杀害，曾经一度出家多年，他与禅门高僧黄檗希运禅师有过一段论道广为流传。 当他还是沙弥时，有一回，见到黄檗希运禅师在拜佛，于是对禅师说：“禅师！你常开示大众说：‘不作佛求，不作法求，不作僧求。’请问禅师，你现在拜佛，到底在求什么？”黄檗禅师听了，赏他一个耳光，说：“不作佛求，不作法求，不作僧求，当作如是求”。“你直接说当如何求，又何必动手打人？太粗气了！”李忱申辩说。“这是什么地方，容你在此说粗说细！”李忱言下大悟。这一则宣宗与黄檗禅师之间的论道，流传很广，成为禅宗着名的公案。
《天中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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