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始祖朱元璋眼中的道德经
更新时间:2015-01-04 10:39:06 来源:天中人文网 阅读次数: 作者:凤鸣
摘要: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称帝之前,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元政不纲,群雄揭竿并起。兵祸连年不断。颠沛流离的苦难经历、身经百战的戎马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称帝之前,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元政不纲,群雄揭竿并起。兵祸连年不断。颠沛流离的苦难经历、身经百战的戎马生涯,铸就了他英武明断的过人胆识。同时,多年的征战杀伐,尤其是同僚间的勾心争斗,又成就了他阴险狠毒的暴戾心肠。朱元璋登基之后,当时主要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巩固刚建立起的大明王朝。作为一代雄主,他很清楚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是何等重要。很自然地,他想到了《道德经》。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自即位以来,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昼遑遑,虑穹苍之切。”在精研了《道德经》的微言奥旨,且与诸儒之说进行了一番比较之后,他认定《道德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见《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经•序》)。于是于洪武七年(1374)亲自为《道德经》作注。
朱元璋像
在朱元璋的眼中,他是怎样来读解《道德经》的呢?
首先,他是以政治家的眼光,以治国安天下为己任来解读《道德经》的。
且先看看他在开篇第一章所作的阐释吧: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一章)
御注:“上至天子,下及臣庶,若有志于行道者,当行过常人所行之道,即非常道。……心即路也,路即心也,能执而不改,非常道也。”“道既成,名永矣,即非常之名。”
在这一段御注中,朱元璋一反历代诸儒对“道”和“名”的无休止地刨根究底,而是直接与“天子”、“臣庶”心中的道联系起来,不尚空谈,开门见山地论“治国之道”。甚至对“名可名,非常名”还作了牵强(抑或歪曲)式的解读。
又如: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
御注:“……吾为天下君,善政之机日存于心而未发,孰知何名?才施行则有赏罚焉。不但君心有赏罚,贤人君子有志,则皆能利济万物……君子仁心蓄之于衷,发而济万物,则有名矣。”
这里,朱元璋撇开了所谓的“名”、“实”之争,以很高的心胸视野,对《道德经》进行了简明实用的解读,这是远非古来腐儒之辈可比的。从上述两段注释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解读《道德经》的。
其次,朱元璋从《道德经》的微言大义中,领悟到“民富则国之本固”的深奥哲理。
历代封建帝王,无不把江山社稷视为己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能够把“民”视为国之本者,其有几人?朱元璋出身寒微,又曾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这使他比较容易接受民为重、君为轻的思想。但即便如此,他自己也曾说过:“人君以四海为家,何有公私之分别?”(见《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不过,朱元璋毕竟是一代雄主,虽然其最终的立场仍是为了稳固他的“朱姓王朝”,但通过对《道德经》的解读,还是明白了“安民”、“抚民”、“罢虚务、敦实业”的道理,可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请看其注释: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第三章)
御注:“是以圣人常自清薄,不丰其身,使民富乃实腹也,民富则国之大本固矣。”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第五—六章)
御注:“……此以君之身为天下国家万姓,以君之神气为国王。王有道不死,万姓咸安。”在谈到治国方略时,御注云:“上古圣君,道治天下,安民而已。……绝奇巧,却异财,而远声色,则民不争浮华之利,奇巧无所施其工,皆罢虚务而敦实业,不数年淳风大作,此老子云愚民之本意也,非实凝民。”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到,朱元璋在六百多年前就能明白以“君之身”融入国家万姓,而以“君之神气”(可解释为精神或理念)来治理国家,则“王有道不死”,不愧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且“绝奇巧,却异财,远声色”者,即以诚信治国,以得民心为第一要务,这也是明王朝在荆棘丛生的险境中得以巩固的关键所在。
其三,在经历了一番“竣法严刑”之后,朱元璋终于意识到残酷暴戾的危害而有所收敛。不过,从《明史实录》来看,他仍然是言行不一的。
先看其“言”吧。在对《道德经》第六十章和六十一章的诠注中,他说:
“……君为天下者,以暴加天下,初则民若畏,既久不畏方生,则国之大祸至矣,莫可释。”又云:“民不怕死,乃以极刑禁之,是为不可。”“王者陈纲纪,各有所司,司之以道……”
再看其“行”。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有鉴于元朝政治“以宽纵失天下”,故施以重典。但竣法仍收效甚微,便召大臣桂彦良问曰:“法数行而辄犯,奈何?”桂彦良答曰:“用德则逸,用法则劳”,朱元璋嘉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也。”(见《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可见在当时他对酷刑严法是想有所收敛的,也许是胡惟庸案对他的刺激太大,致使他又恢复了狠毒的面目,乃至于残害功臣,兴文字狱等等,说明他并未遵道而行。朱元璋阴险的一面,在其《御注》中仍可窥见一斑。如在对《道德经》十四章注中,他说:“君子以安,孰能以智动之?君子之意未发,孰能以计使之渐萌?”又如在读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时,御注曰:“柔浅而机秘,智者能之。绝注。”这“绝注”二字正好暴露了他阴险奇诡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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